中国书法与纸张的文化互动
王岳川
探索书法与纸张的互动关系，是一个既新颖又颇有意味的课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书法的发展历史和审美范式的转化。
一 文字的出现与纸张的发明
古史记载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考古发现，距今八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磁山、斐李岗文化，在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手制陶瓷上的符号，被学界认为是一种文字的起源。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阿马萨里《中国古代文明》认为：“在距河南舞阳县城北22公里处的贾湖发现的安阳类型的甲骨文时期铭文，距今有7-8千年的历史” ；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出土了有一些类似文字刻画的彩陶。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王宇信认为：“比仰韶文化时代略晚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如宁阳堡头村、莒县凌阳河、诸城前寨等地都发现了文字。唐兰认为这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文字。” 随后，二里头文化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刻画记号的陶片有记号二十四种，其单个独立的字颇似殷墟甲骨文字；而二里岗文化则已出现文字制度。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更表明中国古文字文明走向了成熟。其中，张光直的意见颇有代表性：“我们已经见到了早在5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所刻的符号标记，这些符号肯定是古人所运用的文字符号的重要来源。不过，这些新石器时代的符号标记是零星出现的，尚未形成能被书写下来的语言。中国人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开始用文字来记载其所作所为。”可以说，八千年来，中国汉字从图画符号的创生到定型，从古文大篆到小篆，进而到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各种字体的成熟表明了古人生生不已的创造力，而促成了作为独立门类的中国书法艺术的诞生。
一般而言，世界五大文明发源中的其他四种文字，即埃及圣书、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印度梵文都先后退出社会舞台而进入历史博物馆，尽管梵文今天仍被学者所研究，但已不再可能像汉字这样在当代社会中长寿而广泛地运用。汉字这一“东方魔块”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打破了《圣经》中上帝变乱天下人言语而阻止建成“巴比伦塔”的“神话”，并在人类进入第三个千纪年时，在文字和书法两个领域显示出日益强健的生命力。
文字的传播和艺术表现需要物质载体，汉字艺术的最初载体不是纸张。中国人在发明纸张之前是用结绳来记事的，然后产生了古代陶文，在龟甲兽骨上刻辞产生了殷商甲骨文，在青铜时代将青铜器作为文字载体铸刻铭义产生了金文，其后又将文字写在用竹木削成的薄片上称“简”“牍”，也将文字刻在石头上如石鼓文的刻石，或将文字写在丝织制品上的帛书。在经历了众多的文字载体经验后，中国人终于发明了造纸术。尽管在埃及有纸草纸，欧洲有羊皮纸，但这些在严格意义上说，都不是人工创造的纸。以蔡伦为集大成者的逐步完善的造纸术，将树皮、布头、麻和鱼网等加工成原浆纸，为中国造纸业的发展和向其他国家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考古发现，在中国西汉初年就出现了比较成熟的纸，潘吉星《从考古发现和出土古纸的化验看造纸术起源》认为：“纸在西汉以后的使用过程中被改进，至东汉蔡伦时代得到推广和总结，又扩充了新的原料来源。中国早期造纸史应是这样发展的。” 如西汉早期的放马滩纸，西汉中期的灞桥纸、悬泉纸、马圈湾纸、居延纸，西汉晚期的旱滩坡纸。一些纸上的墨迹字体说明当时已用于文书的书写。从出土的时间看，有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古墓中出土的“灞桥纸”；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遗址发现的“居延纸”；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汉代窖藏中出土西汉时的“扶风纸”；1979年敦煌出土的“马圈湾纸”；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公元前179－公元前141）的放马滩“纸地图”；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了多张麻纸，其中三张纸上还书写有文字。晚周帛画和战国楚墓帛画以及稍晚时候的马王堆汉墓帛画，均是画在较细密的单丝织成的帛上。纸发明后，逐渐改变了“简重而帛贵”的现状，在促进人类文明进程同时，使中国书法寻找到最好的载体和表达方式，并促成其成为一门重要的东方艺术。
二 书画用纸的历史演变
汉代蔡伦全面发展和革新的造纸术开始用于书契，这段时期基本上是帛与纸兼用。东汉末（公元 185年左右），书法家左伯发展了“蔡侯纸”而创出了被人称为“研妙辉光”的“左伯纸”，并多为书法家采用，使书法家用纸书情达意获得新的推进。对此，唐代张怀瓘有评论说：“左伯字子邑，山东东莱人，特工八分。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的运用开始更为自觉，纸的用量逐渐超过帛简。南朝·梁·庾肩吾《书品》：“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花落纸，将动风采，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世人之所学，惟张有道(芝)、钟元常(繇)、王右军(羲之)其人也”。将“烟花落纸”的“纸”的功效，描写得淋漓尽致。因时代久远，魏晋时期的纸张大多不可考。到了晋代(公元4世纪)，纸已成为书法家主要的书写材料，纸写本大量增加。书法大家钟繇、王羲之等大多用纸恣意书写。刘义庆撰《世说新语》说：“王羲之书兰亭序用蚕茧纸，纸似革而修也”，清晰地说明王羲之书写《兰亭序》用的是蚕茧纸，从而得以自由书写高迈精神并获得飘逸跌宕的艺术精品。相传王羲之兰亭原作已入昭陵，现难以考订其用纸，只能据历史记载言之。蚕茧纸的特征为写字后墨透纸背，光滑爽利。现在已很难见到晋代蚕茧纸，所能见到的是宋代的蚕茧纸，纸色浅黄类似茧丝外观，槠皮加工而并非蚕茧所造，纸质很薄而正面光滑，纤维交织均匀，抗虫蛀寿命长，实为纸中上品。唐代韩愈《石鼓歌》说：“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说明在王羲之时代，书法家用纸写书法已经比较普遍。唐·蔡希综说：“陶隐居云：‘右军此数帖，皆笔力鲜媚，纸墨精新，不可复得’。”这一时代的画家，仍然用绢作画，选用纸张作画是更晚一些的时代了。细观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及隋展子虔《游春图》，都是绢本。晋南北朝的纸多为麻料制成，如晋代陆机《平复帖》就为麻纸所书。米芾《书史》考证古代名书法家所写字帖用纸，晋南北朝以麻纸粘纸为主，所写的大量经文基本上纸本，纸张对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作用巨大。南唐·李煜《评书》认为：“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拘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献之俱得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此历代宝之之训，所以绝千古”。据考证：东晋陆机《平复帖》，属于麻纸本，晋代《法华经》残卷，是麻纸写本，西凉建初十二年（公元416年）《律藏初分》，同样属于麻纸写本。
唐五代进一步扩大书法用纸的品种，如用麻类、诸树皮、桑皮、藤皮及少量其他皮料。唐代韩滉《五牛图》卷、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皆为纸本麻料，纸质光滑，质量甚佳。其时纸张的种类甚多，诸如麻纸、格纸（或名香纸）、剜藤纸、桑根纸、网纸、由拳藤纸、茧纸、密香纸等，皆为书家所喜爱。澄心堂纸代表了唐五代书画纸的高水平，为南唐李后主所使用之名纸，与廷圭墨齐名，平滑紧密，吸墨较弱，有“滑如春冰密如玺”之称。马宗霍《书林藻鉴》载：“唐代书家之盛，不减于晋。专立书学，实自唐始”。米芾《书史》中记载鉴定澄心堂纸真伪的方法：“古澄心堂水洗浸一夕，明铺于床上，浆硬已去，纸复元性”。唐代还有一种较厚的纸称“硬黄纸”。唐人《临王羲之快时晴雨帖》就是使用的硬黄纸。唐人写经大多数是用黄柏水染成的黄色纸本。赵希鸽《洞天清录集》“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基，取其辟以其流加浆，泽劳而滑，故善书者，多取以作字”。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画谱》说：王思善云：“唐有硬黄纸，唐人以黄染之，取其辟蠹，其质如浆，光泽莹滑”。尤其是特殊加工的抄经纸、南唐澄心堂纸，更是唐五代书画纸的繁荣期（公元618～959年计341年）的最好说明。马宗霍《书林藻鉴》载：“唐代书家之盛，不减于晋。专立书学，实自唐始”。在绘画艺术方面，米芾的《绿汇现录》记载，首先采用以生纸作画而不再用绢画的著名画家是唐代吴道子（公元688—758年），他被世人称为《画圣》。据图录考证，唐官方文书大多用硬黄纸，唐著名画家韩滉的《五牛图》用的是桑皮纸，唐代杜牧《张好好诗》是麻纸本，唐冯承素《兰亭序》神龙年间摹本用的是皮纸。
宋元时期已经有了砑花纸和粉笺纸。北宋李建中《同年帖》，纸有中等帘纹，本幅后边有一条砑花纸，这是我们见到过的最早的砑花纸；北宋薛绍彭《元章召饭帖》所用的纸是最早的粉笺纸。元代的纸与宋代差别不大，造纸方法已趋成熟，诸纸皆备。有图例为证：宋赵佶《夏日诗》为皮纸本，宋苏东坡《人来得书帖》为构皮纸本，宋米芾《苕溪诗》卷为楮皮纸本，宋李建中《同年帖》为水纹纸本，宋《大方广佛华严经》为藏经纸本，宋杨无咎《四梅图》为桑皮纸本，宋《文选》为皮纸印本，元朱德润《秀野轩图》为皮料纸。
明承元代造纸技术。明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书画，所用之纸被称为宣德笺，这种纸光滑洁白，细润耐用。明初有大片洒金纸，明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小金片和金星纸，明代后期、清代初期又发展为泥金笺。明代高丽镜面笺纸大量运用，文征明的《行书诗》卷本幅质地为高丽镜面笺纸，明代后期董其昌喜用这种纸，纸光滑细润，作书绘画，得心应手。（图例：明万历间羊脑签纸；明万历间磁青纸）
到了清代，纸张品类的之繁盛，可谓蔚为大观：“凡举侧理纸、赫号纸、松花纸、凤尾纸、香皮纸、玉屑纸、蔡伦纸、澄心堂纸、桃花笺纸、鱼卵纸、蓝纸、左炎右刀藤笺纸、麻面纸、滕骨纸、金花纸、乌丝纸、白藤纸、白麻纸、黄麻纸、洪儿纸、百韵笺纸、青白笺纸、金凤纸、鱼肌签纸、雁头签纸、鄱阳白纸、女儿青纸、硬黄纸、红签纸、松皮纸、芨皮纸、霞光纸、布头签纸、左水右完花签纸、小签纸、麦光纸等三十六种”。不妨看看图例：清《佛说无量寿经》为瓷青纸泥金写本，清刘墉《久安室妙墨》为罗纹纸，清吴让之《墨竹图》为蜡签本，清吴凤藻行书七言联为黄蜡签纸，清孙星衍篆书七言联为洒金宣纸，清曾国藩行书为洒金蜡签纸，清冯桂芬书法为开化纸，清翁方纲书法为梅花玉版笺，清刘统勋书法为仿澄心堂纸，清徐桢花鸟扇面为罗纹洒金宣纸，清郑孝胥信札为秋菊笺纸，民国蔡元培行书七言联为宣纸，民国王仁俊信札为虎皮宣纸，民国吴湖帆行书联为玉版宣纸，现代徐悲鸿对联为罗纹纸。
就美术作品而言，中国古代艺术家在设色工笔画中用绢比较多，因为绢不易吸墨，容易多次渲染而又厚重感。而在水墨写意画中用纸的较多，因纸的发墨性好，容易笔势开张，吸水走笔畅达。唐五代以前的绘画，就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几乎全是绢本。而宋代以后由于开创了水墨写意画，纸本就逐渐多起来了，其后各代，纸本绘画明显多于绢本绘画。
三 书画纸张中的“文化战争”
著名社会学家弗朗索瓦•巴孔在17世纪初叶著《新机械学》中强调了这四大发明的重要意义：“它们改变了世界的面貌。造纸术和印刷术表现在文化中，火药表现在战争中，指南针则表现在航海事业中。任何帝国、任何教派或任何星辰都不能自吹对人类事务施加了像这些发明那样大的影响。”
我之所以对中国书画历代用纸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书法和绘画的工具独特性，历代中国书画用纸尽管各不相同但是因水化墨涨墨，使书画线条呈现圆滚滚的立体感。另一方面，是一些东亚国家将中国造纸术说成是他们最先发明的。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的观点，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说。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Mrs.Pratibha Prabhkar Gosaui）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Pulp and Paper Canada），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季羡林先生早就论证了梵文中的“纸”（kakali）字是从7世纪才出现的。印度的纸是由中国传入的。对这些说法，我均表示不同意，相信只有通过实证考证，弄清中国“书法与纸”的历史，才能说明真相。应该说，魏晋南北朝书画用纸的演变，实际上是完善了韧皮纤维制造本色纸浆及抄送本色的纸，同时进一步采用新技术对纸面进行了涂布加工。我意识到，一个国家对他国任何细小的文字动向的文化意义都应该关注，尊重历史这是文化研究中的不可逾越的底线。
可以说，在纸张发明以前，中国古代文字书写材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质材诸如陶器、青铜、甲骨、石头、布帛、竹木、纸张等。中国汉字的徒手线书写已经有六千多年，先民从图画符号到文字创造定型，从古文大篆到小篆，而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各种字体的形成产生了世界各民族文字中独一的、并可以独立门类的书法艺术。可以说，汉字从实用功能进入艺术功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从古代陶文、殷商、甲骨文、初秦石龙文、两汉石碑及帛书、竹木简发展，一直到东汉和帝时（公元7105年）蔡伦发明植物纤维纸，才奠定了纸张作为中国书画用纸的基础。
随着文字书法和纸张历史的演进，纸张在书法创作中大量应用，并不断发明创造新的形式和新的质料，使得书法家们心手双畅，抒情达意，创作出中国历史长河的中的书法精品。加之，东西方交流的增加和畅通，纸张的制造不但在中国达到鼎盛和空前普及，而且传播到朝鲜、日本、中亚阿拉伯、开罗等地，对东亚、中亚、南亚和欧洲文明发展中纸张使用功效巨大，尤其是对东方书法艺术与纸张的互动发传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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